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前些年国学热兴起之时，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南怀瑾的大名，作为这个圈子中的佼佼者，他受到了颇多，但同时也让他饱受争议，毕竟在一个追求现实的世界中，大谈理想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资料图片)

对于南怀瑾的追随者而言，南怀瑾是一位通古晓今、学富五车的大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但在反对者眼中，南怀瑾的形象截然相反，他“不懂国学”，打着“伪国学”的幌子，讲着张冠李戴“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化。此前还有北大教授直接怒批：文盲才看他的书，没有一丝一毫的文学可读性。更不用说他“国学大师”的身份受到了一众反对者的诟病，这个在多年之前还尚是赞美之词的夸赞，到了今天反而多了几分“讽刺”的含义。

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南怀瑾说道：“我只是个非常平凡的人。我这一生，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那么南怀瑾到底是“国学大师”还是“骗子”，这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定义的。南怀瑾个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他对我国古代多部经典作品的释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在出名的同时，本身就要面对诸多的非议，中国历史本身就是对这一道理的诠释。

出身名门，但却坎坷不断的南怀瑾

1918年，南怀瑾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蒙馆教育。到十七岁时，南怀瑾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熏陶下，让他有了极为优秀的文化基础。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新式教育中能够脱颖而出。

1931年，13岁的南怀瑾小学毕业考试倒数第一，只得到肄业证书。父亲要求他去学木雕或去商店做学徒，南怀瑾不肯，只好在家自修，自修的三年里，父亲还给南怀瑾请过博古通今的老师叶公恕。或许一些人总会在年少之时显现不出特别优秀的天赋，甚至于被身边的人耻笑，但是“知耻而后勇”这个词恰恰是对这些人最好的映照，人生如果没有低谷，又怎能愈挫愈勇。

1935年，17岁的南怀瑾和姨表姐王翠凤结婚，并有了长子南舜铨。但对于父母之命的婚姻，并未让他有足够多的重视。面对家庭的需要，南怀瑾并未放弃自己的武侠梦，同年离开了温州，前往浙江国术馆习武。

这一切让人很难理解，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又怎么会走上武术这条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反而大放光彩。

之后赶上抗日战争爆发，战争时期的命运自然需要与国家紧密相连，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军事。他先后于浙江国立艺术院学习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金陵大学研究院社会福利系肄业，并获得了武术教官的资格，之后更是担任了中央军校的军官教育员。

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此前连小学都毕不了业的他，最后却能够在当时招生极为有限的军校中求学，甚至还能够留校担任教员，让他的人生有了重大改变。

也许是传统武侠观念的影响，让他始终割舍不下他曾经心心念的江湖。

在成为中央军校教官后，一有空就访求高僧奇士。而为了阅读佛教经典，他甚至还曾剃发为僧，选择了出家。

当时的印刷技术有限，书籍并不像今天这样能够得到广泛流传，峨眉山大坪寺藏有全本《大藏经》，要想阅读，必须剃发出家，于是南怀瑾就在这里当了三年的僧人，可见他的坚持。

出家前，他当着僧众立下志愿，希望将来出关，能够弘扬三教百家。1946年，还俗的时候还写了首诗，叫“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

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学大师”

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让他心中始终对佛教文化有着过多推崇。1946年，还俗之后，他选择传播佛教文化，尤其是儒释道文化，在数千年的文化融合中，这三者已经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体系，他将自己多年来与禅师交流的经验以及自己出家为僧的感悟中获得的理解进一步传播开来，为大众带去有益的文化形式。

1947年，南怀瑾受杭州灵峰寺住持的邀请，为僧人们教授禅修课程，他将自己多年感悟仔细讲解，将自己的佛缘得到善待。

1949年南怀瑾去到了台湾，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诸多贵人，也让他被更多人所熟知，一时之间转变为了著名的“国学大师”。

那时的台湾，文化生态一片狼藉，当时有日本的禅宗和尚宗演、居士铃木大拙，去美国弘扬禅宗，声望很高，还批评中国学者不懂禅，就有人劝南怀瑾执笔中国哲学史的禅宗部分。

当时南怀瑾在台湾娶了另外一位妻子，家中等米下锅，他一脚推摇篮，一手抱孩子，另一只手写书，每天写六七千字，三个月下来，写了几十万字，出版了《禅海蠡测》，也才让台湾地区的禅宗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不再受人诟病。

第一个让南怀瑾被众人熟知的人物是杨管北。杨管北是曾经上海地下之王杜月笙的得力干将，一生见识了无数风风雨雨，一般的世俗文学跟思想根本撼动不了这颗大佬的心，毕竟人生阅历丰富本身就会睥睨天下，唯我独尊。也许是年纪成长之后心态的变化，杨管北退居幕后之后信奉养生，好打坐，这正好跟南怀瑾研究的佛学息息相关，此时的南怀瑾穷困潦倒，出版的两本佛经注释即楞严大义今释》、《楞伽大义今释》根本无人购买。

但是杨管北起初并不相信南怀瑾大肆宣扬的佛教理论，但是也耐不住南怀瑾六年如一日地跟他进行探讨沟通，并且南怀瑾讲述的角度跟市面上大多数的人不同，所以渐渐地让杨管北对南怀瑾的观念所折服，耳濡目染之下，南怀瑾与杨管北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这似乎是一个慢慢驯化的过程，驯化的结果就是对南怀瑾俯首遵循弟子礼节。借助杨管北的声望，南怀瑾本人自然被许多人所熟知，一时之间成为了文化大师。

但是真正让南怀瑾走入大众视线之中的人还得属张其昀。

作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者，在听到南怀瑾的故事之后，并进行一系列了解之后，他便聘请南怀瑾为学校的教授。

如果说此前的南怀瑾还是游离于社会之中，那么进入学校之后，让他的文化提升了一个档次，也正是转变成了“学院派”，有了更多价值的探索。南怀瑾的授课方式主要是以演讲为主，并且不拘泥于地点，因此吸引了众多学生听课。南怀瑾开设的《易经》课程，渐渐吸引了政客的注意力，还涉及了众多广泛的人脉圈，比如文娱、财经届等，一时风头无两。大有台湾“易中天”的风头，在学院之中也是颇有盛名。

后期，台湾地区发起了复兴文化运动，南怀瑾又审时度势跟随政策调整最新的演讲授课内容，其中《论语别裁》最为出名，曾印刷翻版了18次之多，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让南怀瑾逐渐向“国学大师”的身份转变，而随着其文化的传播性，也让其成为了后来台湾与大陆对话的桥梁。

1993年4月27日，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但鲜为人知的是，之前的几年里，南怀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付出了很多心血。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心中有着极为浓厚的家国情怀，尤其是曾经的武侠情缘，让他始终有着一份大义。

被骂骗子，深受争议

在南怀瑾为大众所熟知的过程中，除了面对各种肯定之说，自然还得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非议，毕竟即使“千古一帝”，曾经也被人批判的一无是处，也许人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对于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时事批评家李敖认为存在很严重的低级错误，断句乱断，直言“南怀瑾在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骗子”。

高校教师徐晋如也曾发表过一篇博客名为《南怀瑾的一句话就让他原形毕露》，认为仅从《论语别裁》看，南怀瑾的文言文水平和文史常识勉强算一个合格的高中生。

还提出了南怀瑾的四点悖谬：第一，人文学科不可以有用无用衡量；第二，南怀瑾鄙视文学、鄙视诗歌；第三，南怀瑾所言是对孔子诗教的无知；第四，南怀瑾把诗词与思想、科学、政治完全割裂。

可以说，在文化界中，从来都没有惺惺相惜。南怀瑾的错误被这些教授、学者、评论人们无限放大，成了不被认可的对象，甚至批判他的作品毫无价值。

如果仔细看来，南怀瑾的著作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所言绝对正确。而南怀瑾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文化的缺乏，虽然编对禅经，但是从其文化教育的经历来看，和那些较为权威的国学大师相比，他是缺少真正的文化传承性的，文化基础的缺失自然也会将他存有的一些缺陷无限放大，进而转化为了他作品中的错误。

文化的传播者

“大师”与“骗子”本身就难以界定，很多人认为国学的价值在今天的宣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反而会增加人们的负担。当然生活之中确实存在一些打着“国学”之说的骗子，他们大肆宣扬，但最终只是打着“国学”的旗号，进行着“伪国学”的欺骗。

但这一切对于南怀瑾来说，并不一样，他一生用“文化传播者”一词形容应更为贴切，他的书，是传递给更多人知识，不为求名，不为求利，只是想要给人们带去价值。错误在所难免，他也从未以学者自居，或者他也深知，自己并无那些传统学者过人的学识，他能够做的就是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土地之上存在的精彩文化。

就像他自己所说： “我这一生拼了一条老命，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些工作。（传统文化）就像一棵老树一样，就剩我这一个老根了；趁我这个老根还活着、还在的时候，你们要发芽。你们不发芽，当我不在了，也许这个事就断了......”

“大师”与“骗子”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这对他来说也并无价值。他的一生所求，只为文化传递。